我的大学 ——插队岁月 1968年11月，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，玉林高中老三届学生算是毕业了。我们离开了学校，回到各自的家乡。上大学的梦破灭了，前面的路怎么走，我们十分茫然。老三届同学回家后一部分参加了街道搬运队，到车站、码头当搬运工。在这期间，我尝到社会最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，在痛苦中感到十分迷惘。 几个月后，传来了毛泽东的号召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全国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。1969年初，街道开始动员知青下乡，下乡就意味着有可能当一辈子农民，不少人犹豫不定。街道宣传的政策是，如果不下乡，就不安排工作，（包括街道安排的临时工，）并且要全家一起下乡。我想，只有下乡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于是我们纷纷写了“表忠书”（就是申请书）贴到街道办公室门口，要求下乡。 出走风波 1969年3月10日，我们背起行李，坐上大卡车，向大岭公社出发。每个知青户发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每人一顶雨帽，上面用红油漆写着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几个字。我们5个同学自由组成一个插青户，安排到大岭大队。
汽车上装满行李，我们站着，颠簸了一个小时，有人呕吐了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几百个插青加上来接插青的生产队干部，大队办公室门口熙熙攘攘的。大队把插青分别安排到各生产队，生产队干就把插青带走了。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，已经是下午5时多了，还没有人来理我们。我正觉得奇怪，只见几个队干模样的人在旁边窃窃私语，然后走向我们，说我们是分配到他们生产队的，带我们到他们的生产队。 当晚召开生产队干、插青会议，原有的第一批插青加上我们共11个知青。在一间泥砖房里，昏暗的油灯下，队长严肃地说：“我们队劳动力多，不需要插青……”，意思是上面安排，不得不接收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队干们其实是嫌我们成份不好，不想要我们。（有两个是地主成份，其他的不是红五类）原来如此！怪不得那些队干的脸孔总是冷冰冰的，整个会场的气氛很沉闷。 第二天，我们就出工去种玉米。我们之中的两个人偷偷地去其他队联系，得知一个最穷的生产队欢迎插青。她们和我决定到那个生产队去，另外2人决定留下。第三天早上，等社员出工之后，我们悄悄担起行李，不辞而别。那个生产队就在一大片水田的对面，为了走捷径，我们不走大路，沿着田埂，向对面的生产队走去。到了那个生产队，队长安排我们住下了。大队干部知道后，第二天便来动员我们回去。说安排的那个生产队比较好，每天的分红有几毛钱，而你们现在来这个生产队没有一分钱分红。我向来胆小怕事，就回到原来的生产队。另外两人坚决不回，大队干部只好作罢。 贫困乡村 我插队的村子竹木围绕，零零星星的坐落一间间泥砖房。有的人种了竹木，把自己的房子围起来。村子里有一口井，很小、很浅，周围是泥和草，天旱时只能打到一桶水。农户都养有狗，陌生人来了就狂叫，晚上只要有人一进村口，狗就叫个不停，吓的心惊胆战。村子中间有几间房是生产队办公室，每天社员都去看看那门口上写的工作安排，晚上有时在那里开社员大会，学习、布置工作，评工分、记工分…… 村外有两个牛栏，两个晒场，几个小池塘。再往外走，就是无边无际的甘蔗、玉米地，还有几大片稻田。遥望远方，是松树林、小山岗……凌晨4点左右，村子里就响起石磨的转动声。勤劳的女人起床干活了，她们把玉米磨成浆，煮好一大锅粥，足够吃一天了，然后喂猪、去自留地淋菜、摘菜。一些男人拿着泥箕在村里闲逛，捡猪粪。吃了早餐，听到队长的哨子吹响，人们就出工了。 玉米是村民的主食，平时一天到晚就喝玉米粥，吃红薯、芋头，连开水也不用烧。农忙时晚上吃一顿米饭。玉米粥很稀，她们挑到地里当开水喝。年轻人总是不能忍受饿肚子，晚上，他们悄悄的从家里偷出大米，到插青家煮饭吃。一次，一个插青养的一只鸡死了，他把它埋在村旁，谁知埋得不深，狗把它叼了出来。村民见了，就把它拿回去做菜吃。 村民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。没有钟，不知道时间，每天就看太阳升起、落山，估计时间。夏天，凌晨听到鸡叫，队长就叫出工了！干到黄昏才收工，大概已经7点多，人人累得筋疲力尽，晒得又黑又瘦。村里没有电，晚上村子一片漆黑，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。因此晚上也没有什么活动，一些人到生产队办公室看记分员记工分，又看队长安排明天干什么工作。人们白天干活累了，早早睡觉啦。 去喝酒是他们最盼望的了。亲戚办喜事，一般人都去喝酒，回来就津津有味的讲述喝酒的盛况。我被她们的叙述打动，很想体验一下农村的喜酒。一次我们村一户人办喜事，我就去参加。按惯例交红包5元钱，到了那里，有一百、几十人吧，主要客人在屋里吃喝，次要的人就在门口席地而坐吃饭，菜呢，主要是肥猪肉。女人们舍不得吃，把菜夹起来，拿回家去。原来喝酒就这么简单。
生活磨练 刚开始插青住在村民腾出的房子里，9个人做一户，一起吃饭。用一个大锅煮粥，也没有什么菜。（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我们也每餐吃粥）才一个月就有矛盾了，有的人不愿做饭，有的人嫌饭菜不好吃，有的人自己“加菜”，改善伙食。于是没多久就“分家”，先是分成3户，一年后干脆分成了一人一户。后来县里拨下知青建房经费，每人100元，由生产队出人工，为每个插青建了一间泥砖房。我的房子里只有简单的几样东西，屋角放红薯、农具；两张长凳，上面放几块木板，这就是床铺，一个装衣服的木箱就是桌子，上面放一盏煤油灯。 插青和村民一样都分得自留地种菜，我分得1.5分自留地,种菜吃不了那么多，就种红薯。我种的菜吃不完，还拿过豆角回家。村民每家都养猪，插青不养猪，我收了红薯就把薯藤送给农民。要有肥料淋菜，就要象农民一样捡猪粪，放到污水池里沤制肥料。 捡猪粪是男人干的活，村里没有女的捡猪粪的，我是第一个。农民见到我捡猪粪，便露出善意的微笑，认为我和他们打成一片了。夏天插田，女人都把裤子卷到膝盖以上，我就把一条长裤子剪去一截，成了短裤，这不方便多了？女人又笑我，因为没有女人穿短裤的。屋顶的瓦破了，我就自己上去整理。我喜欢新奇，看到小孩坐在水牛上摇呵摇的，很惬意的样子，便要试试。我爬到牛背上，牛一走，两边晃动，并不舒服，看来骑牛也要有技巧呵。 我的早餐是红薯、芋头，中餐是米饭、青菜，圩日去买点肉、蛋来加菜。从村子到圩上有约3里路，那是一个小圩镇。我也经常去赶圩，圩日我就挑几十斤谷子到圩上碾成米，因为我不养猪，就不需要把米糠挑回家了，而是把米糠卖掉。可我不好意思在那里摆卖，生怕见到熟人，所以总是以比别人低的价格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卖掉。人家卖4分，我3分钱一斤就卖了。有一次我挑红薯藤去卖，我想能有一些钱收入也好啊。红薯藤卖了1.5分一斤。 一次同队的插青炒玉米、高粱来做饼吃，玉米磨得很粗、很硬。我吃了以后肚子痛了一晚，第二天马上去乡卫生院，医生竟给我打青霉素，痛得我走路也不便，这样我开始患了胃病 。农民做工时经常是收什么吃什么，比如生红薯、花生，都没有问题，我就不行。 每天生产队的记分员记下社员出工，年底评工分，女劳动力最高工分是每天10分，我得9分。年终我分得100多斤谷子、100多斤玉米，花生油10多斤，100多元钱，还有一大堆红薯、芋头。这就是我一年的劳动收入。我们的生活过得比农民好，因为他们还要养老人、孩子。我的邻居两夫妇劳动，有4个未成年小孩，他们的分红扣除6个人分得的粮食，还欠生产队的钱。 农村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大队看电影，几个月才有一次。年轻人兴高采烈走路到大队小学，在操场上看电影。当时放的电影有苏联的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、南斯拉夫的《宁死不屈》，还有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等。平时我们没有书报、没有广播、没有收音机，根本不知新闻、不能学习，荒废了几年光阴。当时我只有一本外国小说《牛虻》，这是我十分喜欢的一本书，书中主人公的坚韧、顽强深深感动了我，我把其中一些激动人心的句子抄下来，用来鼓励自己。我二哥从北京寄来一本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我有空就抄写、背诵。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鼓舞着我，使我坚强地面对一切。后来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了，我上大学的愿望又重新燃起来，我找来中学数理化书本复习，心想，说不定那一天派得上用途呢。 一个多月我才回家一次。在大岭坐汽车回城区要9毛钱,为了省钱,一些插青到大队等顺风的汽车、拖拉机坐，但那样的机会很少。我借单车骑回家一次，有两次是步行的。我一个人从大岭走回县城,60里路走了6小时,还有些害怕。沿途经过两个大队，到石卡公社，然后到林桥，桥被水淹了，我淌水过了桥。另一次是从县城走回大岭，我先到拖拉机站，没有回大岭的拖拉机。那时大约是中午12点，我决定步行。当我插队的村子遥遥可见时，已经是夕阳西下了。 艰苦劳动 生产队有一百多亩水田种水稻，一百多亩旱地种植甘蔗、玉米等农作物，一年到头都有农活干。我们和农民一样劳动、生活，一段时间后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过了春节，春耕就开始了。旱地里种上玉米、花生，甘蔗，清明节前后是插秧的季节，那时候上级要求清明节前插完水稻。田里的水还是寒冷的，尤其是细雨寒风的时候，我们要光着脚在水田里插秧，一天下来，腰酸腿疼。有一些田是烂泥田，田里常年冒出地下水，温度较低，水稻产量很低。最深的一个田泥桨到人的腰部，所以把所有的田插完了，最后才插那个。先把一捆捆稻草扔进田里，人们站在上面，稻草沉下去，泥浆也淹没到大腿，个个浑身是泥。带头下去插秧的是几个妇女积极分子，很快完成任务就收工，回家清洗衣服。一片田插完了，又转到另一片，直到田垌变成绿色，春插就完成了。 夏收夏种有一个月是最紧张的，我们必须半夜拔好秧苗，天亮后插田。生产队没有钟，都是看天色出工、收工，半夜出夜工就听鸡叫。半夜去拔秧是妇女的任务，有一次半夜鸡叫了，妇女队长就叫女社员去拔秧，拔够了天还没有亮，原来是去得太早了。每天劳动时间很长，直到太阳下山才收工。有时，赤日炎炎似火烧，汗水被烤干了，筋疲力尽。我感到真是“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。有一年夏天干旱，晚上还去修水渠，干到半夜，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。田里蚂蟥很多，它们爬到脚上咬人吸血，我还算勇敢，用镰刀把它刮下来，消灭它。还有中耕，给玉米、甘蔗施肥、除草，烈日高温，汗流浃背。口渴了，就到冒出地下水的泉水边瓢水喝。 秋高气爽，收获的时节到来了，田野一片金黄。收割水稻，还有收玉米、花生、红薯，这个季节是最美好的。冬天收甘蔗，遇到刮风下雨，就十分艰苦。因为砍甘蔗的时间是糖厂安排好的，不能更改。男人把甘蔗砍下，女人修理蔗叶，把甘蔗扎成捆，最后由男人搬运到汽车上。汽车把甘蔗运到糖厂，当时一吨甘蔗是30元。我体弱，比不上农民挑得多，干的快，有时被他们嘲笑。有一段时间，生产队实行按件记工，从田里挑稻谷到晒场，要秤重量，我挑起担子，觉得很重，谁知到晒地一称，才80斤，别人挑100多斤；插秧我一天插得2分田，她们得３分。清牛栏粪是妇女的工作，牛粪有几寸厚，我们赤脚踩在牛粪上，把牛粪挑出牛栏。施肥时就用手去抓那农家肥，有的农家肥还没有沤制腐烂呢。 田野的作物收割完了，就是农闲时节。生产队安排去铲草皮、烧草木灰，或是打砖、烧砖瓦。村外有一个瓦窑，冬天农闲时，队里就打砖做瓦，烧窑。烧出来的砖瓦卖掉，就是生产队的一笔收入。一般是我们女青年挑砖，那砖很重，挑进窑里，走上一把木梯，里面有人把砖安放好，累极了。
1969年10月县里修甘道水库，我们大岭公社也派人去参加。我们生产队第一批去的是20多个男女青年。出发时男青年叫女青年先走，说我们走不快，他们随后就赶到。我们10多个女青年挑起行李，从村后的小路向三里公社五里大队出发，走了几里路不见男青年到。我们迷了路，走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，天已快黑了，便去问路。指路的人说，你们沿着水渠向前走，到公路再往右一段路，就到五里了。我们在黑夜中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个个提心吊胆的，到了五里，找到那帮男青年，大家才放了心。第二天我们向甘道水库出发，在山上的工棚住了十几天，干清基工作。伙食很差，只有咸菜，还吃不饱。我第一碗饭还没有吃完，别人吃得快已经去添第二碗，把锅里的饭瓢完了。 队长照顾我体弱，1970年5月安排我到大队林业队干了一段时间，由生产队记工分。工作比较轻松。林业队由几个从生产队抽来的女青年组成，工作是培育树苗、护理树林。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松林干活，突然天昏地暗，闪电雷鸣，大雨倾盆。四周是一大片空旷的田野，没有地方躲雨，我们在地上蹲了一阵子，只有一顶雨帽，很快全身湿透。暴风雨还在继续，雷电交加，原野一片荒凉。我们决定冒雨跑回家。我们各人在不同的生产队，松山距离我的村子有约四里路。我一人拼命地跑，经过一片甘蔗地，到了一个水库的水坝，我在水坝上奔跑时，一个惊天动地的雷电像巨型炸弹在我的头顶爆炸，轰隆一声巨响，闪电刺破黑暗的天空，那一瞬间我感到十分恐怖，雷击！？跑啊、跑啊，终于到家了。想起村民说过我们队有几个人雷雨时在野外被雷击的，胆战心惊。我还算幸运，老天保佑，平安无事。 乡村记事 生产队里最有权威的就是队长。队长40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一脸严肃。一次，队里请拖拉机来打谷，队长命令赶工，尽快收割稻谷，挑到晒场。我抱了一捆稻穗到晒场，队长见了大怒，说了一句土话，翻译过来就是：猴子挑东西的样！意思是拿的太少了。但是队长对插青还是友好的。全村只有三辆自行车，那时自行车是宝贝，不轻易借的。我一次回家，向队长借自行车，他借给我了。 队干还有政工员、贫农组长、妇女队长、会计、记分员。贫农组长擅长木工，我的一把铁锹又大又重，我拿到他家里叫他帮我搞小一点，他把木柄削小，重新套好铁锹，我很感激。妇女队长是我的直接领导，她每天带领女社员出工，要求挺严的。但是她没有文化，不愿到大队开会。开妇女队长会时，她就叫我代替她去参加。会计是有点文化的，一段时间，生产队要把所有的水田丈量出面积来，就叫他和我干这个工作。 队长安排工作通常是男人为一个群体，干重体力活，比如犁地、耙田、搬运。女人是另一支队伍，插秧、中耕、收割等等是女人的任务。经常和我在一起干活的是十几个小姑娘，最大那个21岁。最自信的是两个队干的女儿，她们泼辣能干，自然瞧不起我这个体弱的“半劳动力”。最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是17岁的阿芬，她读过几年书，穿着花衣服，一副单纯的样子。干活中间的休息时间，她就听我讲故事。 有几个中年女人是干活能手，七婶就是其中一个。她才30多岁，但样子像40多岁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挽着一个发髻。插秧的时候，插田高手先在田的中间插一排“定位”，七婶总是充当这个角色。她蹲在田里摆好架势，就像划直线一样把秧苗插好。其他人就在旁边跟着插。如果是水平不高的人，只能是插成一条弧线。我学习过，没有成功，听说那不但要心灵手巧，还要腰、腿有力，身体斜了，就插不直了。七婶她的自留地因为面积小，插得更是鬼斧神工，无论从那个方向看，秧苗都是直线。 夏收夏种的季节，早稻收割了，把田耙好，就要插晚稻了。田里的水稻茬刚翻过来，还没有腐烂。女人插秧时手指都磨破了，还是坚持把秧苗插好。年轻人就偷懒啦，秧苗没有插稳，歪歪斜斜也算了。女人特别吃苦耐劳，无论刮风下雨，烈日炎炎，累了、饿了，她们都坚持着。 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，我们插青中因为有成分不好的，生产队已表示不欢迎，队里的那10个地、富、四类分子更不用说了。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就叫他们去干，晒场上晒有谷物，如果突然天黑了，快下雨了，队长就高喊：四类分子全部出动！去抢收。他们惟命是从，不敢乱说乱动，神情麻木，默默地干活。有一个女地主，老公已经死了，她老弱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一天干活的时候，她竟昏倒在地里。我们知青刚来时住的那几间房子，就是一个女地主的。听说她老公wg初期在全县大规模的混乱中被杀死；儿子是高中生，也被杀死。现在只剩下她一人，房子就让出来给插青住。直到一年后，插青建了房子，她才回到自己的房子住。她个子瘦小，50多岁，当过教师，是外地人。 社会大学 知识青年到农村当农民，对知青来说是一种磨炼。知青不仅练就了生存的本领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优良品德、坚强的意志。因为知青有文化，有的成了生产队骨干，有的当民办教师。插队的岁月虽然艰苦，但农村就像一所社会大学，让我们学到许多人生的道理。 生产队办公室是全队的中心，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。那是一间小泥砖房，里面有两张桌子，几张长板凳。第一年村里每天早上还“办大事”，全队社员集中到生产队办公室门口，集体朗诵：“祝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、永远健康！”。 1971年9·13事件发生，大队召开大会，传达中央文件，我们都很震惊。后来全国各地开始批判林彪的“571工程纪要”。大队干部把“571工程纪要”给我看，叫我写批判文章。那纪要写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。”……惊心动魄。我们插青办了学习园地，张贴了批判文章。晚上开会学习就在办公室门口的空地，学毛选，开会讨论生产队工作，或者评工分。晚上没事，村民就到办公室转转，办公室里一盏油灯，队长在安排明天的工作，用粉笔写在门口的木板上。谁去犁田耙地……剩下的就是男的干什么，女的干什么。一些人在闲聊，生产队办公室总是热闹的。 那个年代，成份决定人的命运。成份好的一年多以后就去当工人了，有的上工农兵大学。对于成分不好的人来说，插队的日子是孤独、苦闷的，回城好象很渺茫。 1971年3月广西生产师来招人，全部插青到大队开会。生产师的人宣传说，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，欢迎我们到生产师。只要报名，就可以去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们大队有几十人去了生产师。当时插青对生产师不大了解，后来才知道生产师是军垦农场，种橡胶的，很多知青下乡就直接去那里。 1972年8月，我们村前任的民办教师、一个插青去上工农兵大学了。队长找到我，说让我接她的位置当民办老师。民办教师月工资15元，生产队还记工分、分粮食。我就在村子的分校当起民办教师来，后来我转为公办教师，然后就回城了。我把一大堆柴草、红薯送给农民,只拿了我的行李,村民开一辆手扶拖拉机送我。我坐在拖拉机上颠簸着，离开了那个难忘的村子。 插队四年，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，那是刻骨铭心的岁月。如果说那个乡村是我的大学,我学到的是坚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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